人们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意大利的美，无所不在的风光、悠久迷人的文化和璀璨夺目的艺术遗存，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者。数据显示，意大利拥有95000 座教堂、1500 处修道院、20000 座古城堡，约6000 处考古遗址和3500 多处开放的博物馆，还有不可记数的别墅、庄园、宫殿等历史建筑。是什么原因使这个面积狭小的国家保存了如此众多的古老文明？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并不富有的前提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倾心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呢？我以为，这与意大利人对艺术与美的深刻理解，将自身作为历史传承者的强烈责任感分不开。

意大利古迹保护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上的意大利同很多国家一样，也曾经有过将废弃的建筑材料挪做它用的情况。中世纪时，古罗马斗兽场的砖石也被挪用到周围的建筑中，但教皇为保护这些古老财产而颁发的章程遏制住了这一现象。随着后人的不懈努力，几百年来，对古老建筑和遗迹遗址的保护已经成为意大利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认识。可以说，今天的意大利能够拥有如此众多的古老建筑，也是和宗教界将这些建筑再利用分不开的。

古罗马市场遗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座遗址涵盖了从古罗马城创建之初到共和国时代的诸多建筑遗迹。这些建筑是用于给皇帝升天成神而修建的神庙，或者是审判的场所、议会大厅甚至税务机构，后期则多被改建成教堂或其他建筑，如早前的圣劳伦佐教堂、公元六世纪的圣科斯马与圣达弥亚诺教堂等。到中世纪时期，古罗马市场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中心。 

但是，仅仅采取保留或改建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以坚硬的大理石建造的宫殿，也会在岁月的磨蚀中渐渐消亡。那些行将倒塌的砖石建筑，促使着意大利人不断思索修复的含义。从十七世纪卡鲁罗·马拉塔提出“修复即是把古代巨匠创造的艺术遗产传承给后代”；到十八世纪末，皮埃特罗·埃德华兹提出“修复材料必须具备可逆性”；再到十九世纪，以强调尊重艺术原真性为主的各种修复观点异彩纷呈。也就是这一时期，欧洲的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那些正在或将要被实施修复的古代建筑物，并由此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讨论。 

代表风格派修复的法国建筑家威尔来·路·丢克认为：古建筑所经历的“时间变迁与人为损伤总会有使其得到医治的处方”“修复家可以做出与过去艺术家一样的工作”。而英国社会学者、美术评论家拉斯金则极力反对修复者凭主观判断而擅自修改作品的损伤性修复。他提出：“时间增加了建筑物的魅力”，“就像所有生命都会死亡一样，建筑物也会迎来终结”。无论建筑物多么残破，都应该把它尽可能保持现状留给后世。 

然而，走向科学修复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十九世纪初，意大利古建筑修复就追随过以法国为代表的“风格修复”派。为了达到“还古迹以原来的完整性”的目的，一些古迹被擅自“解读”和“改造”，错误地恢复成建筑师想象的样子。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情况才得到扭转。 

   以卡米洛·博一多Camillo Boito（1836—1914）为代表的意大利建筑家开始提出并实施“文献修复”。他们认为，无论出于历史原因、建筑价值、居民的感情因素，还是因为实际应用的需要，作为古迹的建筑作品都应加以保护和修复。“文献修复”的实质是尊重历史和宝贵的文献资料，使修复行为有据可依。这一具有历史观意义的理论的提出，使修复观念更加成熟和完备，并奠定了现代意义的修复概念的基本原则。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文献标准成为欧洲占上风的修复概念和操作原则。 

   继“文献修复”之后，意大利在二十世纪初又提出了“科学修复”的理念，其核心思想是操作的最小干预性，强调对古建筑的维护和加固，坚决反对重建或改建，对必要的结构性恢复则需保证“所参考的数据绝对确切”。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古代建筑物与周边环境间可能会存在的“不合适的孤立”，“科学修复”还提出环境是古迹的一部分，必须同时加以保护的理念。意大利文化古迹的保护由此迈出了由点及面的大跨步。 

   这一切发展到今天，所形成的现代修复理念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古建筑甚至一切古老艺术品的修复，其目的是“保存先前的存在”。因为从其向未来的传承角度来讲，“存在就意味着价值”。

    所谓“先前的存在”，其涵义相当广泛。它既包括古代的废墟和考古遗址，也包括那些不可恢复的壁画或木板画的残缺、一尊雕像的残臂、青铜器上的无害锈，甚至一个陶罐的半个残体，只要是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安全与稳定，只要是能够把古代遗存安全地传承给后代，修复就已经达到目的。出于对“过去”的尊重，意大利人还将前人修复的痕迹一样视为不可轻易更改的“存在”，因此，今天的人们能在那些古老建筑上看见各个时期修复的痕迹，有十八世纪加固墙体用的铁扒钉、早期模仿古罗马砖石重新加工的颜色近似而稍浅的砖墙。

 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

    同样背负着祖先创造的伟大文明的中国，却在地产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中挣扎顾盼，左右为难。一方面，是反复强调的“遗产只能保护，不能重建”的道理；另一方面，则是疯狂兴建的仿古街市和不断进行中的毫不吝惜的拆毁。

    以笔者所在的城市为例，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全新的商业大厦就挤进了西安最著名的回坊街口，紧邻它不远的地方，则坐落着一座古老的清真寺。作为唐长安城最后一座里坊的“活”的存在，将在周围无数大厦的逼近下窒息。除西安之外，中国还有一百多座历史名城，它们的命运也与古城西安一样令人堪忧。很多城市早已完成了拆旧建新的“仿古一条街”工程；有的城市为了扩建街道，拆毁传统建筑片区；更多的城市拿着景观做开发，将原本自然的植被替换成整饬一新的草坪，原本自然的河流上开发出一连串水上乐园，原本自然的山体搭建出所谓的“观景天梯”，原本古朴庄重的庙宇被涂绘得色彩斑斓。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乐山大佛，被一家开发公司承包，居然在保护区内凿山破石，复制已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建造所谓的“东方佛都”。

    同样是面对文化遗产，意大利人注重的是“传承”，中国人则更注重“利用”。意大利人更青睐遗产所涵盖的历史价值，中国人则更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

    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一位意大利建筑学家谈到：中国现在进入到一个飞速的发展期，同时也是困难的转型期，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在某些方面中断了，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延续，这就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同社会经济、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同样，西方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中断，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的文明成果受到重创，而随着二战后各国开展的大规模重建工作，西方社会同样面临过古老的文化成果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

     孰是孰非，孰轻孰重？是除旧布新让一切古老和传统为现实生活让路，还是敝帚自珍，将仅存的文明遗珍保全下来传给后代？

    清华大学教授吕舟在谈到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时，这样写到：在不断认识、理解、改造自然环境，同时也不断认识自身历史的过程中，先人的创造对后人而言，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或许当人类处于同一文明时期之中的时候，并不容易真正珍视这一文明的成果。或许，这时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一文明所创造的实用价值。然而当一种文明成为过去，当它的成果的实用价值逐级淡去，当人们开始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它们的时候，它们的一些原本不为人知和关注的价值就会显露出来，启迪着人们新的思想和灵魂。 

    或许，当无数文化遗产的保护者用这样的声音感召起更多的保护者时，我们的国家才能轻松地把先人遗留下来的文明传承给后代，也才能在与遗产消失进行抗争的路途上，骄傲地对后人说：“存在，就意味着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