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
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
作者：邹逸麟
载《椿庐史地论稿》
我国历史上的运河是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之一。它在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以及促进各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诸方面的积极作用，早已为 人们所公认。但是作为沟通天然河流之间的人工运河，由于受到流经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不能不存在一些地理因素方面的问题。譬如它的通航作用究竟有多 大；人们在治理运河过程中，哪些措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哪些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些又给后来的社会、地理环境带来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因素，等等。这些有关运 河的历史地理问题却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为此，本文准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就下列三个问题对运河的历史作用作一考察。
一、历史上运河的地理条件及其航运价值
我国历史上的运河绝大部分兴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由于我国的政治中心以在北方的时间为久，故而运河的分布又较集中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古今 变迁比较显著，对运河的影响也较大。长江流域地理环境的古今变迁和对运河的影响，相对而言都比较小。所以我们在这里着重论述黄河流域的运河。
黄河流域(古代黄河下游地区相当今黄淮海平原)原是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据近年来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证明①，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这里气候温和， 植被覆盖良好，湖泊河流众多。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如战争的破坏，无计划地垦殖荒地、砍伐森林、侵蚀草原，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了河流淤浅、湖泊干 涸，气候渐趋干燥，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种变化自战国秦汉时已经开始，以后渐次发展，唐宋以后愈趋严重。黄河流域的运河在这种变迁的直接影响下，通 航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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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论两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上)、(下)，见《陕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78年第3、4期。
首先，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气候比较干燥，雨量比较贫乏，近二分之一的土地覆盖着深厚的渗水性很强的黄土层，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二集中在六至九月的夏秋季 节，河川径流量贫乏而变率又大，是黄河流域各河流的普遍特征。其次，黄河流域的河流很多发源于黄土高原，含沙量普遍较高。早在二千年前，就有河水“号为一 石水而六斗泥”的说法①。这样的水沙条件势必给沟通其间并引以为源的人工运河的通航带来显著影响，唐宋以后尤为严重。兹列举数例，以资说明。
汉代以来沟通黄河和淮泗之间的济、汴水(济汴二水在同一水口分流河水)是中原地区的重要水道，均以河水为源。早期通航的具体情况，因记载缺乏而不得详知。 然自“秦汉以来，亦有通否”②。在《水经·济水注》里记载的古济(汴)水引河水口，自先秦以来先后有六七处之多，说明引源问题解决得很不理想。魏晋以后， 南北战争频繁，利用汴水通航的记载渐多。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时间在农历六月，正逢这一年大旱，“汴水又浅，运道不通”，于是临时疏凿了沟通 汶泗的桓公沟，改由济水下游入河，再溯河西上。以后公元五世纪时南朝几次北伐，都因同样原因改由桓公沟折入河水③。这说明由于水源的贫乏，经常影响到运河 的通航。隋炀帝时代开凿的通济渠，唐宋时又名汴河，以河水为源。在唐宋二代是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对维护巩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曾起过重大的作用。然而 由于水源不足，含沙量高，通航极不理想。在唐代每年输往京师的漕粮于春上自江南起运，四月由淮入汴，因正逢枯水期，“多属汴河乾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 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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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29《沟洫志》张戎语。
②《水经·济水注》。
③拙稿《试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①。汴河全长约千余里，航行时间竟需二三个月，每天平均航程 不到十华里，可见效率很低。宋代的汴河引黄河水口，因“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遇春首辄调数州之民，劳费不资，役者 多溺死。”当时在汴河上航的漕船，“入水不过四尺”，仍感“汴水浅涩，常稽运漕”②可是在每年的夏秋季节却往往因来水迅猛而发生决溢，以致阻碍漕运。今据 《宋史·本纪、宋史·五行志》记载，北宋一代汴河共泛决二十二次，其中十九次发生在农历的六至九月间，曾给沿岸地区造成严重灾害。另外，汴河因以河水为 源，含沙量高，非得经常疏浚，不能通航。唐代中期因战乱频仍，有一段时间未经疏浚，汴河就不堪航行。代宗时刘晏规定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疏浚汴河③。唐末 因战乱不息，久不通漕，下游很快淤为污泽④。宋代因“汴水浑浊，易至填淤”⑤，起初规定三五年一浚，至皇祐三年(1051)，因“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 口浚治，岁以为常”⑥。以后汴口春开秋闭，“终岁漕运，止得半载”⑦。可见其航运价值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受影响。汴河虽年年疏浚，仍不免年年淤高。沈括 《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记载，熙宁年问汴河自东京开封至雍丘(今杞县)、襄邑一段，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 靖康以后，宋金对立，漕运不通，不久汴河即告淤废。南宋乾道五年(1169)楼钥使金北上，时汴河河身已成平陆，“车马皆由其中”，“民亦有作屋其上”， 河床上已种上麦子⑧。上距北宋亡国不过三四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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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
②《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卷94《河渠志四·汴河下》。
③刘晏：《遗元载书》，《全唐文》卷370。
④《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
⑤《宋史》卷94《河渠志四·汴河下》。
⑥《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⑦(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百川学海本。
⑧(宋)楼钥：《北行日录》，见《攻瑰集》卷111。
再以不引用黄河为源的运河为例。汉武帝时代开凿的关中漕渠，引渭水为源，与之平行东流至潼关附近人河，为关中地区的重要运道。然 而通航的时间并不长，到了东汉初年已废弃不用，改以渭水通漕①。《水经·渭水注》则明确指出漕渠“今无水”。隋开皇四年(584)重开关中漕渠，至隋末又 淤废，仅维持三十年左右。唐天宝元年(742)再次重开漕渠，到大历(766—779)以后，“渐不通舟”②，前后不过二十几年。由于渭水“水力大小无 常，流浅沙深”③，就是流量不均，含沙量高，因此引以为源的漕渠，就不免屡浚屡淤的厄运。
今北京至通州间的人工运河，在金代称金口河，元明为通惠河或大通河。金代以卢沟河(今永定河)为源，因“以地势高峻，水性浊浑……不能胜舟”④。元初改引 昌平白浮泉，后河床为山洪所毁，又改引卢沟河水为源，结果以“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⑤。明代虽改引玉泉山诸泉为源，但因水源不足，屡次疏浚通惠 河而未能奏效，以致常以陆运为主⑥。通州以南的白河(又称潞河)，“淤沙易阻，夏秋水涨，则惧其潦，冬春水微，则惧其涩”⑦。当夏秋暴涨，堤防不能御， “源远流迅，水势漫散，河皆溜沙，深浅通塞不常，运行甚艰”⑧。明清时代河北平原上的卫河在引沁、漳为源问题上反复不定。不引漳“则细缓不能卷沙泥，病涸 而患在运”；引漳则又因漳河多变，怕危及卫河⑨。引沁也因“沙多善淤”，“未获利而害踵至”⑩。因此，清代卫河时因浅涩，“难以济运”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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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汉光武时杜笃《论都赋》：“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据此知东汉初仍借渭水通漕。
②《元和郡县志》卷2，华州华阴。
③《隋书》卷24《食货志》。
④《金史》卷27《河渠志·卢沟河》。
⑤《元史》卷66《河渠志六·金口河》。
⑥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⑦《读史方舆纪要》卷129，漕运。
⑧(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100引《问水集》。
⑨《明史》卷94，《河渠志五·卫河、漳河》。
⑩(清)康基田：《河渠纪闻》卷7。
⑾《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运河》。
元明清时代的会通河水源问题，较其他运河更为棘手。从元至元年间开凿以后，虽广引鲁中山地西部汶泗诸水为源，但总感流量不足。特别是济宁以北河段，仅靠水 量极不稳定的汶河，常受缺水的威胁。所以会通河虽开于元代，然而在元代却未被充分利用，南北漕船仍以走海道为主。明代初年重修会通河，广引泉源，沿运设置 水柜，并分段置闸，堰水通航，才勉强维持漕运。可是汶泗诸水含沙量高，当伏秋汛发，挟沙而下，“每大水一次，必受淤一次”①。明朝永乐年间修建的各闸，至 嘉靖年间有的仅存闸面，有的全被没入河底②。可见河道淤塞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明初在沿运设置的水柜，如安山湖、南旺湖等，到明末清初相当一部分被淤成平 陆，并垦为农田③。当清末漕粮改由海运，停止了每年对山东运河疏浚的制度，南旺、济宁以北的会通河很快就完全淤废了。
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一点：就是黄河流域各河流的水沙条件在唐代前后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黄河流域的运河在前期主要受水源河流泥沙和流量不均的影响，而在后期 这一点有增无减，同时还受黄河决口改道的直接干扰。战国时代魏国开凿的鸿沟，为中原地区水运交通的干渠，汉代称莨荡渠，三国以后称蔡水。这条人工运河直至 唐代仍然起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在这段时问里未见有多次疏浚的记载。宋代重新开挖的蔡河，流经路线大致与蔡水相同，却需年年疏浚，还不断淤浅。宋亡以后，不 数十年至元代“河底填淤，高出地面”④。这与战国以来经近千年的蔡水相比，其淤高的速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春秋时代吴国开凿沟通商鲁之间的菏水，在五代 后周开五丈河时还沿用它的旧道，输运山东的物资。西汉武帝时黄河决口后形成的屯氏河，隋时曾被利用来作为永济渠的一段。然而宋代开凿的一些人工运河，如汴 河、五丈河、金水河、蔡河，入金以后就仅存尾声，到了元明时大多淤废不用。这都是因为黄河南决，不断将大量泥沙灌入的缘故。宋代河北地区的御河也曾被黄河 北流所袭夺，长达五六十年之久，至使御河屡浚屡淤。元明以后黄河长期夺泗入淮，在大致即今淤黄河的河道上经常北决，不时破坏和威胁着大运河中山东河段的安 全。明中期以后，山东运河的南段为“避黄改运”，不断改建新道，由原经昭阳湖西的泗水故道，改经昭阳湖东的南阳新河，以后又增修洳河、中河，目的都是为了 避开黄河的干扰，而被废弃的昭阳湖西岸的旧道，很快被淤成了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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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黎世序：《续行水金鉴》卷104引运河道册。
②(明)刘天和：《问水集》卷1《闸河》。
③详见拙稿《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元史》卷194《李黻传》。
唐代前后黄河流域河流水沙条件不同，可以北京通州间通惠河的水源永定河为例。永定河古称漯水，在北魏以前又名清泉河①，可见含沙量并不 很高。可是到了辽金时代因“水性浑浊”而称卢沟河②。元代又名“小黄河”，“以流浊故也”③。明代又称浑河④。清代因“水浑善淤，变迁无定”，又名无定 河。康熙年间大加修治后，赐名永定河⑤。这是河北平原上河流在唐以后含沙量骤增的明显例证。我们由此可以理解黄河流域的运河在唐代以后为什么会淤废得这么 快了。
历史时期在长江流域开凿的运河，如春秋战国以来的邗沟、江南河、胥溪、灵渠等等，两千多年来经不断地疏浚和改建，始终是可以通航的，有 的运河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黄河流域在历史上兴建过的运河数字远远超过长江流域，可是除了河北省境内的南运河部分河段尚可通航外，绝 大部分运河或淤成平陆，或尚存河形而无舟楫之利。这就是历史时期两大流域自然条件不同所赐予人工运河的不同命运。
除了上述黄河流域天然河流的水沙条件给人工运河带来不利影响外，东部平原上地貌条件也是造成运河航运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东部平原上的河流，从海 河至长江大多作自西向东流向。各河流的下游都有着自己大小不同的冲积扇。例如，永定河冲积扇、滹沱河冲积扇、漳河冲积扇、黄河冲积扇、淮河冲积扇和长江中 下游冲积扇等等，同时平原东部还有着今山东境内汶泗冲积扇镶嵌其间。由于各河流含沙量不同，冲积扇的厚度也不同。这种冲积扇和自然堤的相互交叠，使平原地 貌自北而南连绵着微度的起伏，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的河床也随之有高差，尤其是运河和天然河流交叉处河床出现的显著悬差，必需筑坝置闸，才能通航。漕船越坝过 闸时需投入大量劳动力，而效率却仍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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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经·漯水注》
②《金史》卷27《河渠志·卢沟河》。
③《元史》卷64《河渠志·卢沟河》。
④《明史》卷87《河渠志·桑乾河》。
⑤《清史稿》卷128《河渠志三·永定河》。
元代大都(今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岁漕米百万，全藉船坝夫力”。全年自冰开发运至河冻止，共计二百四十日，“日运粮四千六百余石，所辖船夫一千三百余 人，坝夫七百三十，占役俱尽，昼夜不息。”①从临清至徐州的会通河全长八九百里，以今汶上县西南汶泗冲积扇的南旺地区最高，称为“运河之脊”。运河河床从 南旺向南北两端倾斜，必需分段设置船闸抬高水位才能通航。明清时会通河置闸四十余座，过船时递相启闭，堰水通流。所以历史上又称闸河。因为水源有限，重运 北上和回空船南归都有规定日限②，可是往往不能如期。例如济宁城南在城闸一带，“水势甚溜，每过一船，需夫四五百名，一日过船，不过一二十只，至多三四十 只，以致在城闸下，粮船积聚至数百只或千余只。”③从南阳镇至沛县留城一段，北高南低，水流易泄，所以船闸常闭，需待南边漕船积至一帮才启闸放行。民间往 来客商船只往往要坐待一月，让漕船过尽，然后启程④。
南北大运河和天然河流交会处是漕运最难通过的关隘。会通河北端在临清板闸与卫河交会，“闸河地亢，卫河地洼”。每年三四月时，闸卫二河的水都很浅，“高下 陡峻，势若建瓴”⑤。每次船闸一开，运河中水流往往一泻而尽，后来的漕船常因此而搁浅。所隧有人说：“山东四十余闸，放船皆易，惟板闸放船独难。”⑥明万 历以前会通河南端在徐州茶城与黄河交会。黄河含沙量大，河床商于运河。每年涨水季节河水就倒灌入运。茶城运口年年开浚，年年淤塞。时规定北上漕船一过，即 行关闭运口闸门禁行，待秋深黄河水退，方为启闸，放回空之船南下⑦。在这段时间内，会通河就不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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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64《河渠志·坝河》。
②(清)朱之锡：《河防疏略》卷18《兵船回空辏至疏》。
③(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1，在城闸天井闸条。
④(明)黄汴(隆庆年间)：《一统路程图经》卷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藏，手秒本。
⑤(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3《河防险要》。
⑥(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5，板闸放船法条。
⑦(清)靳辅：《治河方略》卷9，杂志11。
金元以后黄淮二水在今江苏清江市北交会。明代以后全河走徐邳夺淮入海，黄河的洪水和泥沙给运河带来莫大的威胁。明清两代在这里为洽河治淮治运所花费的工程 费用不知其数。南北运口因黄淮的侵夺不断移位，运口闸门屡建屡坏。漕船要通过黄、淮、运三水交会外的重重闸门是十分麻烦的事。明代从南岸清江浦北上的漕船 过闸一艘，非七八百人牵挽不可①。清时重运过闸，每艘常七八百人，甚至千人，“鸣金合噪，穷日之力，出口不过二三十艘”②。嘉庆年间有人自北京南下已经到 了淮河南面的马头镇，因风紧流急，“舟人畏三南五闸之险”，停船七日，待水散落，方过闸至清江浦镇③。可见当时载重的漕船要渡越这几处交会外也非易事。
淮河以南的江淮运河和长江以南的江南河水沙条件虽比黄河流域的运河要好得多，可也并非是十分理想的航道。由于长江口、钱塘江口泥沙受海潮的顶托，运口也常 淤塞。扬州、镇江间的南北运口和杭州城南江南河的南口，在历史时期曾多次变迁④。太湖流域中部是个沉降区，吴江城南方塔之颠与海宁长安坝水面相等⑤。这一 段运河无牵挽是无法通航的。
综合上述，说明了我国历史上所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并不是十分理想的航道。历代统治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时疏浚修筑，都是为了保证封 建王朝每年所需要数百万石漕粮的供应。其实这种漕运是对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清人包世臣指出：“夫南粮三四百万石，连樯五千余艘，载黄达卫，以行一线运河 之间，层层倒闸，节节挽牵，合计修堤防，设官吏，造船只，廪丁舵，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⑥至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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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8《查复旧规疏》。
②(清)靳辅：《治河方略》卷2，南运口。
③(清)吴锡祺：《南归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按三坝指御黄、钳口等坝，五闸指福兴、通济、惠济等闸，均在清江浦、马头镇之间淮南运河北运口段，嘉道年间屡有变化。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23，扬州府；卷25，镇江府；光绪《杭州府志》卷53《水利》。
⑤(清)谈迁：《北游录·纪程》。
⑥《庚长杂著四》，见《中衢一勺》卷3。
展商业贸易活动的民间商船要利用南北大运河，则如上述由于社会、自然等因素，受到很大的限制。明人徐陟曾公开宣称：“至于运河，乃专为粮运而设，驿递官船 亦是借行，况私船装载客货者，可横行其间而无忌乎?”①可见除了押漕官吏挟带私货进行贩运，或有政治背景的“官商”用重金贿赂闸官私自放行，一般客商往来 贩运，甚是不便。因而不能过分夸大历史时期运河在社会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作用．因为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二、运河开凿后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上面已经提到，我国东部平原水系因受西高东低地形的制约，大都自西向东(或向东南、东北)流入大海。因此，历史时期一些主要运河大多是 为沟通这些天然河流而开凿的。例如战国时代的鸿沟、邗沟，三国时代的平虏渠、泉州渠，隋唐时代的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宋代惠民河(蔡河)，元 明清时代京杭大运河的各河段等等。这些纵贯南北的运河，拦截了许多流向大海的河流。以后运河河床淤高，以致形成了地上河，遂使运西地区河流下泄发生影响， 地面积水排除困难，如遇暴雨季节，运西地区不免遭受洪涝之灾。
战国魏惠王时代开凿的鸿沟是先秦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运河工程。它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引河水入圃田泽为蓄水库，又自圃田泽筑渠引水至大梁(今开封 市)，折而南流注入颍水②。鸿沟以西发源于嵩山山脉的洧水，溟水及其不远的东汜水、鲁沟水、野兔水等，按当地东南倾斜的地势来推测，在鸿沟开凿以前，原先 或东南流入颍水，或与涡水、茨水相接流入淮水。自鸿沟开凿以后，这些河流的下游都为鸿沟所截，因为下泄不畅，就在鸿沟以西壅塞成许多小湖陂，如鸭子陂、获 陂、宣梁陂、逢泽、野兔陂、制泽、白雁陂、南陂、蔡泽陂、庞官陂等大小十余个。在今中牟、尉氏、扶沟、鄢陵境内形成一片陂塘密布的湖泽地区③。宋代在鸿沟 旧道上开凿了蔡河，为丰富水源，曾将蔡河以西的陂塘诸水导入蔡河。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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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徐陟：《奏为恳乞天恩酌时事备法纪以善臣民以赞圣治事》，《明经世文编》卷356。
②《水经·渠水注》。
③《水经·渠水注》。
蔡河是一条人工河，容量有限，秋汛季节，诸水暴涨，就发生泛滥①。元时蔡河已成地上河，蔡西诸水不能排入，积潦成灾。明代以后黄河经常夺蔡、颍入淮。日久将这些湖陂填平，从而引起当地土壤严重盐渍化②。
隋代开凿的通济渠，自今河南荥阳县引黄河河水，东南至今安徽盱眙县北入淮河。唐宋时称汴河。因为以河水为源，含沙量高，河淤积很快。宋代已形成地上河，横 贯于河淮之间，长达数百公里。这道地上河的形成，影响到两岸的地理面貌。宋人王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论述。他说：“汴渠派分黄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 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制，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绝，散 漫无所归。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③。事实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汴河未形成地上河以前，开封以西至汴口一带，汴河有很多支流，见于《水经注》记载的 就有十余条。沈括说：“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④”可是以后汴河筑堤而河底又高出两岸平地，沿岸支流不能 排入，两旁堤脚就潴积成许多陂塘，侵害民田⑤。每逢雨季，常常酿成涝灾。金代以后汴河淤废，而汴堤却仍如一道土墙屹立地面，阻碍了两岸沥水的排泄，使土壤 渐趋碱化，至今犹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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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94《河渠四·蔡河》。
②《河南省盐渍土改良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1964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河南分所编《地理汇集》。
③(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百川学海本。
④(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⑤《宋史》卷93《河渠三·汴河上》，天禧三年十一月郑希甫言：“汴河两岸皆是陂水，广侵民田，堤脚并无流泄之处。”
西汉以前，今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如黄河、滹沱河、泒河、滱河、治水等都是独流入海的。以后海岸线延伸，诸水渐次交会。至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开凿 了一条自滹沱河入弧河的平虏渠(即今南运河自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一段)后，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都会流天津入海，海河水系遂告形成①。当时河北平原上主要运 河是建安九年曹操开凿的白沟。白沟自今河南浚县西南枋头引淇水，经内黄、大名、馆陶、清河、枣强、景县一线，至东光、南皮以下即走今南运河。因为大部分河 段为天然河流，尚未全面筑堤，故而白沟以西的河流仍可绝流而东，流入大海，如清河支津即是②。有的洞流下游为清河所截，原入海河段渐成枯渎，如屯氏别河故 渎、浮水故渎等③。年长日久，众河汇流天津的局面给海河流域的排涝问题造成严重后果。《魏书》卷56《崔楷传》中有一段描述六世纪初河北平原中部洪涝的记 载：
“正始(504—508)中……于时冀、定数州，频遭水害，楷上疏曰：……顷东北数州，频年淫雨，长河激浪，洪波汩流，川陆连涛，原隰通望，弥漫不已，泛 滥为灾。户无担石之储，家有藜藿之色。华壤膏腴，变为舄卤；菽麦禾黍，化作萑蒲……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滥……良由水大渠狭，更 不开泻，众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无停蹙……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迳通，泻其 境泻，泄此陂泽。”
疏文中很清楚地说到当时冀、定、幽、瀛等州连水患，是由于“水大渠狭，更不开泻，众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解决的办法是“所在疏通，预决其 路”，“多置水口，从河人海”。换言之，就是开挖排水系统，分多支泄洪渠，使积潦各归大海。可惜当时对崔楷的建议未给予充分重视，致使河北地区的水涝之 灾，有增无减。
隋代永济渠上接沁河，源流更长，全河经人为加工，两岸筑堤，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都被搁截入运。其中漳水、滹沱水、滱水(今唐河)都是洪量大、含沙高的河 流，均合永济渠于天津入海，海河流域排涝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唐贞观年间，瀛州(今河北河间一带)境内“滹沱河及滱水每岁泛滥，漂没居人”④。以后永徽、 神龙、开元年间先后在沧州、景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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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水经·淇水注》、《水经·浊漳水注》。
③《水经·河水注》。
④《旧唐书》卷185上《贾敦颐传》。
内开凿过毛氏河、无棣河、阳通河、浮水、徒骇河、靳河、毛河等①，都是永济渠的分洪渠，洪水来时分泄入海。可是宋代庆历八年(1048)后黄河夺御河(即 永济渠)入海。一是水量泥沙骤强，二是因为黄河所经，堤防随之增高加固，这些分水渠道先后都被堵塞。结果这一条黄御合一的巨川，“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 而下，蹙溢于千里，使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②。又如滹沱河因“无下尾”③，泛滥深州诸邑，为患甚大④。元代御河在沧州一带，“水面高 于平地”，以至“水无所泄，浸民庐及熟田数万顷”⑤。明代御河上引清淇之水，在山东馆陶与漳水会合，至临清与山东运河会合，至青县又与滹沱等河会合。自洪 武年间开始，漳河决口改道十分频繁，滹沱河为害也不亚于漳河。据《深州风土记》记载，明清两代仅深州(辖今河北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县)一州境内，滹 沱河决徙达八十五次之多⑥。如遇漳河、滹沱河、卫河同时涨水，则整个河北平原几乎都要遭受水灾。当时弭灾的唯一办法是在运河东岸开减河分泄入海。明代从永 乐至弘治在卫河东岸开了恩县四女寺减河，德州哨马营减河，沧州捷地减河、青县兴济减河。到嘉靖年间都遭淤塞，南北诸水，“流经千里，始达直沽。每遇大雨时 行，百川灌河，其势冲决散漫，荡析田庐，漂没粮运”，于是重开四条减河⑦。清初又淤废，四女寺减河“闸座废坏不修，引河淤塞已平”⑧，雍正年间再度开挖四 河⑨。明清封建统治者治理卫河的着眼点在于漕运的畅通与否，对减河的通塞也以卫河有否破堤之患为准。如果卫河无患，减河是否排水，运西地区有否涝情，统治 者是不关心的。因此明清以来海河流域水灾愈闹愈严重。有人做过统计，海河在唐代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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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三》。
②《宋史》卷92《河渠志二·黄河中》。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程昉言。
④《宋史》卷95《河渠志五·滹沱河》。
⑤《元史》卷64《河渠志一·御河》。
⑥同治《深州风土记》卷2《河渠》。
⑦《行水金鉴》卷114引《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
⑧《居济一得》卷54，女寺减水闸条。
⑨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管见》，陈仪：《直隶河渠书》，见《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
31.5年闹一次水灾，宋朝为30年一次，元朝增至每隔4.8年闹一次，清朝为5.3年一次①。直至近代海河流域的洪涝仍然是值得重视的严重问题。
在会通河未开凿以前，今豫东北、鲁西南、西北地区的沥水有二条出路：北面一路由今黄河左右的马颊河、徒骇河、大清河等人海；南面 一路由泗入淮，由淮入海。会通河开凿以后，并不断加筑河堤，犹如一道土墙阻隔在东，南面则有高于运河的黄河(今淤黄河)的拦截，北面为狭窄的卫河所约束。 这一地区的沥水宣泄就发生很大困难。每遇暴雨，黄运并涨，河溢湖满，洪水到处汹涌洄荡，受灾面积极广，“泛滥于南，则自曹州、郓城、定陶、曹县、巨野、嘉 祥，以至济宁、鱼台、滕县、峄县及江南沛县、徐州、邳州均受其害。泛滥于北，则自濮州、范县、朝城、莘县、阳谷、寿张，以及聊城、东阿、博平、清平、堂 邑、临清、夏津、恩县及直隶之清丰、南乐、清河、故城，俱被其灾”②。洪水过后，留下积水宣泄无路，就浸没良田。清代山东运河(即会通河)沿线有大片沈粮 地、缓征地，就是这个缘故③。明代开始在会通河东岸也开了减水闸、河，但于排涝并无明显效果。一则因东面有山东丘陵山地的阻隔，减水闸分布极稀。南旺以北 有戴家庙三空桥、聊城五空桥、博平减水闸、张秋五孔桥等，运西地区沥水由这些闸门分泄入海。南旺以南直至宿迁始有西宁桥放水入海，其间七八百里就没有减水 闸④。二则如上文所述，减水闸的启闭视运河水量的损益而定，而不论运西地区是否产生涝情。例如寿张县张秋镇西南诸邑有魏河、洪河、小流河、清河等汇集至沙 湾小闸入运。后来因张秋一带运河屡遭河水冲溃，于是“高筑堤堰”，使这一带地面沥水难以排泄。“曹州、郓城、濮州、范县遂苦水患，而邻邑之受害者，亦无穷 焉”⑤。自明清以来至解放以前，今黄河以南、淤黄河以北、会通河以西的三角地带，水旱曩常，盐碱、沙荒、涝洼遍地，有的地方寸草不生，生产低下，农民生活 极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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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清以来天津水患的发生及其原因》，《北国春秋》，1960年第3期。
②(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6，治河议。
③民国《济宁县志》卷2《法制略》。
④(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2，南旺主簿。
⑤(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6，治河议。
春秋时代开凿的邗沟以及隋代重修的邗沟、山阳渎，原是利用江淮间高邮、宝应一带天然湖泊进行通航的。后因湖泊中风浪大，逐渐在湖东开渠，避湖而行。宋代开 始运河全线筑堤，运西诸湖不断扩大，淹没了大片农田，同时湖面抬高，形成了“漕河高于田，湖高于河”①的局面，成为运东地区的莫大威胁。笔者曾于1966 年步行通过淮安扬州间公路，即运河东堤，堤东地面低于运堤数米，愈远愈低。明人万苶指出，“高宝诸湖周遭数百里，西受天长七十余河，徒恃百里长堤，若障之 使无疏泄，是溃堤也”②。所谓“百里长堤”，不过是高丈余或五六尺的土堤③。怎能经得起洪水的冲击？一旦溃堤，运东低洼地区尽为鱼鳖。清代治黄专家陈潢 说：“下河高宝兴泰七州县之被淹也，非淹于雨泽之过多，实淹于运河溢出之水也”④。里下河地区在近几百内，是涝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已为众所周知，无庸多 言了。
地处水乡泽国的江南运河，河网密布，原不存在排水问题。自北宋庆历年间为了便于挽纤，在吴江县东筑石堤数十里，作为纤路，下设涵洞，以排太湖之水。日久涵 洞为泥沙所淤，茭蒿丛生。“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于是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按指苏湖常)之田。每至五六月间，湍流峻急之时 视之，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⑤。苏轼也曾指出：“昔苏州之东，官私船舫，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 江始大筑挽路……自长桥挽路之成，公私漕运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艰噎不快，江水不快，软缓而无力，则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故海口湮灭，而吴 中多水患”⑥。由此可见，宋代以后太湖流域的水患，江南运河堤岸(即纤路)的修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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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谈迁：《北游录·纪程》。
②《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
③《行水金鉴》卷三七引《通漕类编》。
④《治河方略》卷9，《辩惑第十二》。
⑤(宋)单锷：《吴中水利书》。
⑥(宋)苏轼：《进单锷吴中水利书》，《东坡全集》卷59。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历代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犹如一道长城，纵贯于我国东部平原的南北，使运西诸河流的下泄和地面沥水的排除发生障碍。黄河以北的河流都集中 在天津一处出口，黄河以南都集中在淮河一处出口。这二处都因曾为黄河所夺，黄河改徙后，留下泥沙淤浅河道，使出口细狭，宣泄不畅，江淮地区河湖密布，因有 运堤阻隔，排水也有问题，因而千百年来东部平原上洪涝碱灾不断发生，不能不是南北大运河带来的副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 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这种胜利，第一步我们确实达到预期的结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结 果，常常正好把那第一个结果的意义又取消了”①。
三、运河的通航和农业生产的矛盾
我国历史上运河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先秦至南北朝为第一期，隋唐两宋为第二期，元明清为第三期。运河的通航和农业用水的矛盾开始于第二期，进入第三期则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在第一期，各地区开凿的人工运河和农田灌溉渠道在职能上并无严格区别。《史记·河渠书》在记载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地人工运河后说：“此渠 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饣+食]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虽然在秦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形成以后，漕 运成了运河的主要职能，但那时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都在黄河流域，漕运的行程不远，为时也短。例如西汉武帝元光中在关中地区引渭水开凿的漕渠，一年中有三个 月的时间用于漕运，漕“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②。三国时代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田所开的渠道，亦兼航运之利。因而在这个时期，运河的通航和农 业用水尚未出现令人注目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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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0，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
②《汉书》卷29《沟洫志》。
到了第二期出现了新的情况。第一，政治中心仍在黄河流域，而经济重心却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漕运成为南北大运河的主要任务。封建王 朝对漕运的依赖远远超过第一期。历届政府将保证漕运的畅通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第二，由于漕运路程延长，漕航在运河中航行的时间也随之增加。几乎每年 春上解冻到深秋禁运浚河的这段时间内，运河全被往返的漕船所占用。而两岸的农田此时也最需要灌溉。本来就感到水源缺乏的运河再要分水用于灌溉，就感到十分 困难。漕运和农业用水开始出现了矛盾。
这种矛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运河用水占用了农业土地。这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主要运河是汴河，源出黄河，因为流量不均，曾在沿岸设置了一些调节流 量的水柜(水库)夏秋水涨时蓄水以备冬春之用。汴河沿岸原有些沼泽洼地，如圃田泽等，多年来涸露出来的滩地，久已被垦为农田。这时又重新辟为水柜，于是侵 占了原有的民田，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元祐元年(1086)曾经调查汴河沿线水柜侵占民田的情况，决定可退出的，即还本主，水占民田由官田退还，“无田可 还，即给元直”。并于该年停办水柜①。可是汴河水源问题不解决，这种禁令是不能坚持长久的。绍圣年间，在“中牟、管城以西，强占民田，潴蓄雨水，以备清汴 乏水之用”。仅“中牟一县，占田八百五十余顷”②。另一方面是漕运和农业用水之间的直接矛盾。唐代汴河沿线人口异常集中，农业用水很大。沿河的农民常常引 汴河水用以灌溉，使汴河“每至春夏之时，多被两岸田莱盗开斗门，舟船停滞”③。官府“遣官监汴水，察盗灌溉者”④，却也无法制止。同时，汴河沿岸的汴州、 宋州，是“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⑤。唐代在这里驻扎大批军队以供守卫，并置官田，以为屯兵军食。这些“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畎亩颇 夹河与之俱东，仰泽河流，言其水温而泥多，肥比泾水”。每逢春四月时，农事兴作，沿河屯兵就纷纷派决灌田，使汴河“视其源绵绵，不能通槁叶矣”。朝廷因 “两河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遂使汴河上“舟舻曝滞，相望其间，岁以为常。而木文多败裂，自四月至七月，舟佣食尽不能前”⑥。可见在唐代漕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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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②(宋)苏辙：《乞给还京西水柜所占民田状》，《栾城集》卷37。
③《唐会要》卷87《漕运》。
④《新唐书》卷59《食货志三》。
⑤(唐)自居易：《与韩弘诏》，《白氏长庆集》卷40。
⑥沈亚之：《淮南都梁山仓记》，《全唐文》卷736。
农业用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宋代汴河每年漕运粮食六百万石至汴京，运费浩大。熙宁二年(1069)时有人建议利用汴河两岸的牧马地和公私废田进行屯 田，在汴河两岸设置斗门，分汴水进行灌溉，“岁可得谷数百万以给兵食，此减漕省卒，富国强兵之术也”①。自此以后，引汴溉田之风盛起，经汴流所溉的瘠土， “皆为良田”②。沿汴经过淤泥灌溉以后的良田有八万顷③，沿汴的农业生产确实获得了利益，可是汴河的漕运却由此大受影响。例如熙宁六年六月十二，正当旺水 季节，也是漕运最繁忙的时候，汴河水位突然减落，“中河绝流，其洼下处，才余一二尺许”。查访结果原来是上游放水淤田时，“下流公私重船，初不预知”，至 水位骤落，“减剥不及数，皆阁折损坏，至留滞久，人情不安”④。以上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总之，在唐宋两代运河的漕运和沿运的农业用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 锐。但当时引水灌溉的往往都是官田，统治阶级总希望两者兼顾，故而并未采取断然措施来禁止引水；另外是这种矛盾出现于某一特定时间和某一特定河段，所以尽 管矛盾在某时表现十分尖锐，但总的说来，漕运和农业用水两方面还能维持下去。
到了第三期元明清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元代开始兴建的南北大运河，在淮河以北各河段水源都很缺乏。元代通惠河全藉白浮、一亩等泉以通漕运，水源原不充 沛，沿途的寺观权家往往私决堤堰，浇灌稻田、水碾和园圃，妨碍了漕船的运行。元朝政府曾为此严下禁令⑤。河北平原上御河沿线是重要的农业区，为了不使御河 “走泄水势”，“涩行舟”，“妨运粮”，不惜影响农业生产，严禁沿河园圃之家，穿堤作井，引水溉田⑥。元代著名水利学家郭守敬在河北西南部广开水田，引 滏、漳等水灌溉滏阳、邯郸、沼州、永年、鸡泽等县农田，成效显著。可是滏、漳原为御河的水源，被截来灌溉后，“御河浅涩，盐运不通”，于是尽将引水渠道堵 塞，使滏漳水全注御河⑦。这一带水田由此衰落。清代卫河水流细微，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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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卷287《食货七》。
②《宋史》卷355《杨汲传》。
③《宋史》卷333《俞充传》。
④《宋会要辑稿》卷443《方域十六》。
⑤《元史》卷64《河渠志一·通惠河》。
⑥《元史》卷64《河渠志一·御河》。
⑦《元史》卷164《郭守敬传》。
农家往往私泄以为灌溉之用，使运河更浅，粮艘难行。康熙年间靳辅规定每年五月初一尽堵渠口，严禁民间放水灌田。但日久法驰，“重运难于北上”。于是乾隆初 又重申禁令，“务使卫水涓滴不至旁泄，粮运遄行无阻”①这样却苦了沿河农民，因为除卫河外，这一带就没有比较大的河流可以引作灌溉了。
明清两代的会通河全赖鲁中山地西侧各泉为源，先后截拦入运的泉眼有四百余处。因为沿运设置了水柜，需不时将汶泗流域各泉引纳入湖蓄积，以备漕船 通过时放水入运。所以在非漕船通过的时间里也都严禁引用河湖，包括汶泗流域所有的泉眼。明政府曾下令规定：“凡故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堤岸及阻绝山东 泰山等处泉源者，为首之人并遣从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②。清代规定“盗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扬州高宝湖……首犯先于工次枷号 一个月，发边远充军”，“其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源有干漕河禁例，军民俱发近边充军”③。康熙六十年(1721)玄烨巡视山东河工时就指出：“不许民间偷截 泉水，则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济运矣”④。沿运的地方和水利官员以开发水源的多寡为升迁的标准之一。于是当涂者“尽括泉源，千里焦烁”⑤。汶泗流域原是 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春秋时代就有著名的“汶阳之田”、“龟阴之田”⑥。汉武帝时也曾引汶水溉田万余顷⑦。可是到了明清时代，汶泗流域的农业因灌溉缺水， 每况愈下。对这个问题一般士大夫是不敢直言不讳地揭露，个别比较关心国民生计的也只能是用隐晦曲折的言语提出问题的严重性。明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 书》中指出：“漕在山东省出入郡境(指兖州府)，十居其七，而汶、泗、沂、洗诸水挟百八十泉之源，互相转输，以入于运。环千里之土，居名山大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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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王文谦：《东华续录》卷2，乾隆二年六月。
②(明)谢肇涮：《北河纪》卷2《河政纪》。
③《大清律例》卷39《工律河防》。
④(清)蒋良骐：《康熙东华录》卷21。
⑤《读史方舆纪要》卷30，会通河。
⑥《左传》成公二年，《史记·孔子世家》。
⑦《汉书》卷29《沟洫志》。
列，以奉郡水。涓滴之流，居民不敢私焉”①。就是将汶、泗、沂、洗流域的地表地下水全部囊括入运，使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他又专门谈到峄县人民贫困的原 因，说自唐以来丞(今峄县)地农田灌溉很发达，“青徐水利莫与为匹”。元大德中，有峰州盖学正所撰《计地泉记》，“犹称泉水散漫四邻，灌溉稻田无虑万顷， 民受其利”。元末兵燹以来，“河渠故道岁久湮没，且接济漕渠，国亦有明禁”，使农业人口大批逃亡，“常数十里无炊烟”，“一望荒落”②。显然这是明初以来 “尽括泉源”的结果。如归咎于元末战乱，岂有明初以来一二百年不恢复的道理?农民长期无水灌溉，怎能不徙移、逃亡?
江淮运河虽贯串于诸湖之中，可是在界首一带，“放水灌田，则舟苦难行，蓄水行舟，则民苦无水”③。谈迁《北游录·纪程》中说：“自江都来，水赢而出绌，民 多苫舍，田多污莱，鱼虾颇贵，岸苗欲枯，惧分溉病漕，诚河无全利也”。可见江淮运河沿线灌溉和漕运的矛盾一样是十分尖锐的。江南运河地处水乡泽国，一般说 来这种矛盾不大，可在个别河段如“自常州至丹阳地势高仰”，“自丹阳至镇江地形尤高”④。相传有“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平”的说法⑤。唐以来这一段运河多靠 练湖水补给，严禁引湖水灌田，“盗决者罪比杀人”。宋代“立为盗决侵耕之法，著于令”⑥。立法是相当严的。明代“塞沿堤私设涵洞”⑦。杜绝引运河水灌田， 使水源尽为漕运所用。总之，元明清时代漕运和农业用水的矛盾的最后解决，是牺牲沿运地区农业生产的利益，服从于中央政府漕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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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8，《山东四·兖州府志》引《漕渠图说》。
②《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8，《山东四·兖州府志》引《漕渠图说》。
③《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
④《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
⑤《明史》卷86《河渠志四·运河下》。
⑥《宋史》卷97《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
⑦《明史》卷86《河渠志四·运河下》。
四、小 结
综合上述讨论，我们对历史上运河的作用和影响，有下列几点认识：
一、在我国历史上，不论在分裂时期为军事征伐需要而开凿的运河，还是在统一时期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以及为供应中央政粮食和物资的漕运所开凿的运河，其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方面，经济作用固然有，相比之下，居于次要的地位。
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在我国东部平原上兴建的运河，航运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其经济作用的发挥有很大限度。同时统治阶级为本集团的利益出发， 往往采取一些破坏自然环境的措施，给运西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而且为合格证漕运，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农业为代价，则更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对我国封 建社会时期开凿的运河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味颂扬，应该一分为二，全面地考察它的作用和影响，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经过对运河有关历史地理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地理环境是相互制约的；任何一项改造自然的措施，一定要全面地、综合地考虑到由此可能引起的一切影响，否则随着历史的进程，最终必将反映出来，给子孙后代带来不良的后果。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