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隋唐大运河厮守了1400年的隋堤柳，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l999年)与柳孜大运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一起，共同见证了通济渠南线的存在，见证了通 济渠南线(汴渠)始凿于隋，澄清了隋唐大运河走向的千年历史悬案。史学界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通济渠是在唐元和四年置宿州后，才改走南线的。虽 然有史学家（如台湾学者陈正祥先生）提出了正确的观点，但由于以往典籍考古的局限性，终成千年之争。

其实，早在柳江口码头考古发掘之前，大量的证据就早已破土而出，只是因为中国的文化遗存太过丰饶，使得熟视无睹的人们，没能及时破译它们所携带的信息流。

她，就是“大运河瓷”。正是：

七九八九鹅黄柳，千丝万缕摇曳愁；

絮儿飘零年复年，直与汴渠死相守。

九九归一荫上柳，千瓷万片出埠头；

隋唐五代宋金元，荟萃八朝百窑口。

大运河的通济渠段，历史典籍上被记为汴水、汴渠，然而沿线百姓却呼其为隋堤。以黄河水为水源的隋唐大运河，由黄河水性决定，也像黄河一样，河床在年复一年 的淤淀与培高中，不知不觉地隆出地面，成了中间微凹的悬渠，因老辈人一代一代传说它始筑于隋，又未见凹槽（河床）中有水，久而久之，湮塞后的悬渠，便被沿 途百姓呼为隋堤。解放初期的隋堤，依然高出平地5-7米，隋唐大运河在岁月中增高，在改朝换代中被遗弃，又在无意中转换成堤防，始终为沿岸百姓广布着福 祉，一切似乎都是自然天成，它也理所当然地为民所敬，虽黄土之躯，横亘千年，巍然屹立。

一、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考古发掘的“三大成果”，明确了通济渠的走向和始凿年代

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由于百姓长达千年的习惯称谓，将一条通江达海、漕引江湖的河道，演绎成了阻拒黄泛的分水岭。隋唐大运河这条已然遁入地下的龙，由于 典籍考古的局限性，以及无意间转换成了堤防，使它隐于荒野。各地历来存在着对历史人文资源的争夺，加之一些史学家存在着狭隘的地域观念，断章取义、抱残守 缺的理解，便掩盖了历史的真实。而1999年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出田野考古的三大成果：

一是发掘出一座迎河面14米、纵8米、残高5.05米的石构筑物遗迹，建造年代当为宋代。从凸出堤岸、伸入河道的用意分析，最大可能是石砌码头。其次，有可能是石拱桥的桥墩遗迹。

二是在石构筑物下及其周围，压覆着8条唐及唐以前年代的沉船，以及24根，直径30厘米-56厘米，高2米-4.92米的硬质木桩。

三是在这900余平方米的探方里共出土了1650件、隋至元时代的古陶瓷器，以及其他铁器、铜器、石器、骨器、琉璃器等。

这三大成果，以不争的事实，了断了通济渠（汴渠）南线、北线的千年之争。不容置疑地印证了隋唐大运河于605年初开，即走的是南线，而不是北线；即入的是泗州，而不是泗水。这次成功的考古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三大成果与大运河申遗的关系

宋代石构筑物，虽然至今未能最终明确它是码头抑或桥墩。但无论它是驳岸码头，还是拱桥，它都昭示出：柳江口在宋代，已经是一个大运河边舟车际会、“纲运繁 沓”的中转集散地，它与《宿州志》中所记载的“庙九十九座，井百眼” 的市镇规模是相吻合的。从宿州到永城的距离，以及柳孜在其中的地理位置分析，四铺、百善、铁佛应是比柳孜更重要的驿站、驳岸。柳孜的市镇规模尚且如此，当 初四铺、百善、铁佛的市镇规模便可想而知了。只是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印证。

唐及唐以前年代的沉船，如此密集地分布在柳孜遗址的探方内，定格了一幅“半天下财富，悉有此路而进”的、考古版的“漕运繁忙图”；三维地记载了历史上通济 渠的静止瞬间。1号沉船的尾舵被古船研究专家称为“淮北舵”，这个尾部拖舵，它的出土中是首次在中国造船史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是原始手握舵到北宋垂 直转向舵的过渡型舵，作为中国航运史、也是世界航运史发展的见证，它的出土，丰富了大运河申遗的内容。

为数众多的隋至元时代的古陶瓷器，出土遗存是精细兼备，内外齐全，新旧均有，不一而足。大运河又是枢纽天下的大动脉，连接东西方贸易陆上“丝绸之路”与海 上“陶瓷之路”的走廊。这720年，中国的窑业灿烂辉煌，窑口不可胜数、产量不可胜计，不仅占据了国内数代人的用品、用具市场，而且几乎覆盖了整个欧洲及 东南亚、西亚、北非的沿海国家。西走东航、南来北往，仰此一渠水。它所处地冲之要害，丝毫不逊于当今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巴拿马运河。若在航运年代之久远 上，它们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唐史》和《宋史》中称隋唐大运河是“纲运繁沓，舳舻相继”，“纲运”是10—20条船的船队，“舳舻相继”是首尾相接，可 见大运河当时之繁忙。如此数量巨大的古陶瓷发掘出土，是先人们给后代子孙留下的不朽的信息流，它们本身就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柳孜大运河遗址出土的“大运河瓷”，囊括“八朝百窑”，是运河“申遗”的力证

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古陶瓷器，被尊之为“大运河瓷”。为什么要把大运河中出土的高古瓷单独归为一类，并称之为“大运河瓷”呢？因为：

1.文物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由于年代久远，中国的高古瓷资源已十分稀缺，又大都散落在各地。大型博 物馆收藏的高古瓷很少，一般都在地方小博物馆，且品种单一，多与本地古窑址有关，分布具有地域性。像安徽省淮北市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那样，建成八朝荟萃、百 窑云集的高古瓷总汇，使你在观后震撼之余，对因河而聚的、窑口纷繁的高古瓷流连忘返。“大运河瓷”的概念便油然而生，始终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是大运河将 高古瓷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大运河瓷”囊括的高古瓷数量巨大，是中国高古瓷遗存的宝库。不可胜数的“大运河瓷”，只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估量：

一是在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中国大运河通航了八个朝代（隋到元），长达720年，对其遗址考古发掘，发现文化层厚达5米左右，它在时空概念上的长久无可比拟。

二是大运河沟通了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与最富庶的东部地区的水系，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国际、国内的一切贡奉、贸易（如南方的贡瓷，北方的外销瓷），几乎都仰此一渠水，它在地域概念上的广大无可比拟。

三是当时中国是世界的艺术中心、贸易中心、制瓷中心，代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陶瓷是当时最时尚的用品用具，世界市场的需求，使这700年中国的制瓷业规模空前，产量激增，如南方的龙窑，一窑可出3-5万件。大运河上商品瓷的流通量无法估算。

四是以黄河水为水源的汴渠（通济渠），航运条件虽比黄河改善较大，但水运条件仍十分恶劣。黄河平均几年 泛滥漫溢一次，在北宋167年间，《宋史》中有案可查的“汴河的决溢”记载就多达15次。因贡御与漕运的时限紧迫，平时的事故率也很高。唐宋时每船可运瓷 器几万件，通航700年，洪泛百多次，大运河中沉没的陶瓷遗存，无法估算。

2.八朝荟萃，百窑纷呈的“大运河瓷”，如不在概念上把它们归为门类，聚为一族，那么对它们的一切研究 成果都将会随朝代和窑口的分类而星散。大运河出土的古陶瓷遗存,也难以回报生成它、护佑它、孕育它千年之久的大运河。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它本可作为最 有力的、不朽的佐证，聊表孝心。用“大运河瓷”这样一个概念，把八个朝代、上百个窑口的大运河出土瓷器,在认祖归宗之后，又牢牢地聚在母亲河的周围，为母 亲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呼百应，一蹴而就，永久的子母相依。

3.在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三次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三、四十万件瓷片、残件和完整器，利用这些不朽的信 息载体，将它们分类归纳，认祖归宗。如能由官方组织隋至元朝的古窑址所在地的专家，给它们准确地断代、断窑口，就可以勾画出“大运河瓷”的窑址分布图。 “大运河瓷”的窑址分布图，同时又是隋唐大运河的水运网络图，是隋唐大运河的丰碑，是大运河“申遗”的力证。十分简单明了地示意出隋唐大运河水运网络的覆 盖范围、通达地域（含海外），它无声地证明着大运河的伟大，证明着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可撼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