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在此之前，虽然默默流淌的大运河始终发挥着其强大的运输、灌溉、防洪等功能，但是人们很少念记 它，甚至有时忘却了它的存在。大运河是在沧桑风雨中承载着历史的重任，履行自己的使命。学术理论界对运河的关注是在国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而把大运 河的地位放在与“国魂”长城并驾齐驱的高度则是在21世纪。我们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数据进行统计，以“运河文化”和“大运河申遗”两个主题词分别检索， 如果从1980—2012年间分4个阶段加以分析，发现关于“运河文化”主题的研究或报道在1980—1989年间只有2条，1990—1999年间有 23条，2000—2009年间猛增到1046条，而2010—2012年的3年时间就达到483条;关于“大运河申遗”主题的研究或报道在1980— 1989年为0，1990—1999年也是0，2000—2009年是94条，2010—2012年达到79条。这两组数据至少可以说明，长期沉寂的大运 河因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特别是在国家正式启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活动后，“运河热”弥漫运河南北。学术理 论界对大运河的探究与思考也不断深入，我们可以从历史溯源、价值分析、理念革新、立法思考、文化解读、保护构想等诸多方面概述人们对运河研究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

历史溯源再现运河脉络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人们淡忘运河的日子里，真实的运河及其几千年的历史或者被尘封、被掩埋，或者被误读、被漠视。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革”结束这长达 100多年的时间里，对大运河的研究是一个空白，这是历史之痛，也是文化之殇。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振兴，更有文化的繁荣，在上世纪80年代， 在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时期，一些有远见卓识而且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就开始了对大运河的考察与研究，从而揭开了大运河研究的序幕。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1988年出版了《中国的运河》，这是一部阐述历史上的运河与运河史上的历史的经典之作，它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 赞歌和悲剧的历史，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跟运河的盛衰息息相关的社会变迁的图画。史先生的《中国的运河》兼合了历史的品格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当代中国对 运河历史研究之先河。

自此以后，人们开始或从部分(不同角度、不同空间、不同时段)或从整体上对大运河的历史加以追溯，逐渐廓清其变迁的原貌。其中有影响的专著有陈璧显主编的 《中国大运河史》(2001年)，该书搜集和运用系统的中国大运河史料，以大运河经济带为重心，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地就运河流经地域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水利以及社会风俗等加以全面描述，深刻揭示中国大运河数千年中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论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大运河兴衰的时代使命 论。蔡桂林的《千古大运河》(2007年)从春秋战国开挖“泰伯渠”落笔，定到吴艘越舶亘天来;从秦皇汉武顺水推兵、大河流火，写到隋炀帝开凿运河下扬 州;从唐宋国运盛衰系此水，命悬一河，写到京杭大运河在元代横空出世;从汶上老人呕血数斗，写到清代的老河工们前赴后继……3000年历史尽收笔底，多侧 面地展示出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两岸民俗风情的精彩纷呈;数百位人物跃然纸上，开凿运河的人的命运与运河两岸人的命运跳动于字里行间。另一部颇具特色的著 作是张金池等撰写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变迁》(2012年)，介绍了运河沿线1794公里的古生态环境和生态演变规律，包括水系、气候、土壤、生物 多样性、湿地、水土保持、森林植被等3000多年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分析了京杭大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现状，填补了京杭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的空 白。

皇皇巨著对大运河历史的描述是恢弘的，它推动着对大运河的研究日趋深入。应该看到，一些学术论文也对了解运河起到积极的作用。早期如马正林的《中国运河变 迁的基本特点》(1978年)，文章具体介绍了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风格与特点，在那时是难得的用历史眼光研究运河的作品。在1988年潘铺的 《隋运河通济渠段的变迁》一文在考察运河通济渠段的变化过程中，大胆修正了一些所谓常识的看法，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路径。值得重视的是李泉先生在《光明日 报》(2009年2月15日)专门发表文章对国内关于大运河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指出关于大运河的历史文献可以分为六种，即专门著作、史书方志、档 案资料、政书类书、文集笔记、外国史料等，这为学者系统研究大运河的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路径。王卓然、 梁丽的《北宋运河走向与政治、经济中心转移》(2007年)一文具体指出了北宋运河走向的变化,与当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日渐分离,政治、经济中心向 东、向南的转移有关。北宋运河也成为大运河历史走向从“弓背”向“弓弦”转变的过渡时期。李德楠先生的《外国人视野中的明清山东运河》(2012年)一文 通过外国使节、客商、传教士、旅行者等在山东运河段活动的观察与描述，让人们了解京杭运河山东段地处南北大运河的咽喉地段，是整个运河沿线人工开挖最长的 地段。山东运河沿线的水工建筑和风土人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有体现，他们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大运河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认 识运河。

对运河历史的研究是再现运河辉煌的基础，真正意义上要实现大运河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尊重历史和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

价值分析确立运河地位

显然，运河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前的100年时间里是没有得到认可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运河的地位是通过对其价值的分析逐渐确立的。在此，我 们首先要对一些文化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是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冯骥才、刘枫、单霁翔、徐匡迪、刘庆柱、舒乙等等，正是他们所做的卓越的工作和努 力，使大运河得以以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朝着世界遗产的目标踏实迈进。

早期对大运河价值的认识大都局限于运河的功能分析上，特别是其对航运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分析至少唤醒人们对运河价值的重新考量。

随着众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的强烈呼吁和推动，中国大运河申遗被提上议事日程，学术领域对运河价值的研究超越了其实用功能，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特别是从文 化线路出发，展现出大运河的价值体系，如俞孔坚、李迪华、李伟在文章《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2008年)中，从理论和现实背景出发，提出对京杭大运 河价值的初步认识：认为大运河具有四大基本价值：(1)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起到彰显民族身份和促进文化认同的作用;(2)作为区域城乡生产与生活的重要 保障，具有输水、航运和灌溉等现实功能和价值;(3)作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价值，是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性格局;(4)运河还具有作为潜在的休闲通道 的价值，是国民身心再生和教育的战略性资源。文章强调只有用完全的价值观充分认识运河廊道，并处理好现实的功能需要与这些价值间的相互关系，才能保护和利 用好运河遗产及其相关资源，使之在当代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张环宙教授所著的《河兮，斯水——基于杭州案例群的大运河遗产价值分析和 旅游规划研究》一书，贯穿着“文化遗产价值”这条主线，第二部分“河兮，遗韵华夏——大运河·遗产篇”，是对大运河遗产价值进行专门的研究。纵横捭阖于运 河数千年历史与数千里的地理空间，总结出运河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科技价值、物质遗产价值、非物质遗产价值等”。按照《运河名录》关于运河遗产的价值 评价标准，中国大运河是单体结构评价最高的两项运河遗产之一(另一个是法国的米迪运河)，它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和“杰出的国际价值”。对于大运河的 “普世价值”，王元、艾冬梅的《从中国大运河历史看大运河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2010年)进行了充分阐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如此评价大运河： “它是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纵贯中国中东部地区，穿越五大流域，历经2000余年，时间、空间尺度之大世所罕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星亮指出，京杭大运河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格局的改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河两岸的许多城市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盛，曾在历史 上创造了繁荣的城市文明。京杭大运河还推动了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速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完整起到了重 要作用。运河沿岸的文化也因运河而繁荣，形成独具一格的民俗文化。京杭大运河本身及相关的建筑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周静芳在《大运 河城市的价值诉求与话语表达》(2012年)一文中认为，从宏观的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去回答大运河价值几何，答案是两个字：无价。中国大运河无论就其开凿 时间，抑或流程规模均为全球之最，毫无争议地具有唯一性，其中流淌着的是2000多年来无数中华儿女的勤劳智慧、心血汗水乃至生命，在世界历史上有哪一样 珍宝、哪一项工程可以与之相比?帝王开创的琼楼玉宇、奢华皇陵，市井中的珍珠玛瑙、异工奇技，在大运河的伟岸面前均显相形见绌，大运河贯通南北，城市兴 旺，文化昌盛，商贸发达，是用多少金银财宝都难以估算的。客观的调查、科学的分析、缜密的论证使大运河蕴涵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大运河置 于与长城等高的地位。一条见证中国历史兴衰、伴随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河流，我们冠之为“母亲河”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