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运河折射国运兴衰(二)

春秋时留下京杭大运河雏形

运河还与军事行动密切 相关。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一直想称霸诸侯,在打败越王勾践后,挡在他面前的就剩下齐国了。为了方便吴国军队北伐,他开凿了自姑苏至广陵的邗沟,后来又修建 了荷水。这样一来,夫差的运河就将本来并不相通的长江、黄河和淮河连接起来,达到了运兵运粮的效果。但是,建设运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又两次讨伐远比自 己强大的齐国,结果夫差被卧薪尝胆的勾践从背后偷袭。吴国被越国打败后,夫差自刎而死。夫差虽然身死,但是他留下来的不仅有今天扬州市的雏形,而且这些运 河至今仍在使用,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
    三国时代的曹操也非常热衷于建造运河,他的初衷并不只在于运输和发展经济, 更多的在于军事目的。与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和隋代隋炀帝不同,曹操修运河打仗很顺利。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修建了睢阳渠用来运送粮食,运河建造完成后,漕运 开始代替陆运成为军粮主要运输方式,曹操最终击败了袁绍。曹操通过这次战役发现运河漕运不仅可以提高运输效果,而且可以避免敌人陆军袭扰,保证运输安全, 所以,他在随后的东征乌桓之时,又修建了以战争目的命名的“平虏渠”,结果又大获全胜。后来,曹操又陆续修建了四条运河,这些运河对我国黄河以北地区的统 一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日后隋唐完善运河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漕运曾关乎国家生死存亡

运河作为历朝历代的运输航道,在交通运输上起到的作 用不可忽视。隋朝统一中国后建都长安,单凭关中地区的粮食物产供应已经无法满足京畿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和军队。于是隋文帝开始建设广通渠以达到沟通黄河、 促进运输的目的。隋炀帝即位后,出于各种考虑,继续修建运河工程,终于沟通了包括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在内的五大水系,这对维护整个国家中央集 权和经济运输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运河巨大的工程耗尽了隋帝国最后一滴血,隋朝可以说是“因河而兴,因河而亡”。
    唐代在隋朝 系列运河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包括建设“天宝河”在内的系列完善运河的工程。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关中运道艰 险,东南运路长年失修,故唐廷常驻东都洛阳,“就食”太原、洛口仓的巨量积粮。开元中期,官府机构膨胀,特别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粮物需求剧增。天下漕粮, 愈益以江淮为重,唐廷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租粮北上。到了唐德宗的时候,节度使李希烈僭越称“楚帝”,割据东南,导致漕运一度中断。没有了运河 疏通的京畿地区顿时陷入恐慌之中,即便是宫中也只能勉强度日。直至李希烈被部将杀掉,漕运才重新开启。唐朝皇帝在得到消息后高兴地说:“米已至陕,吾父子 得生矣。”可见,当时运河的运输作用对国家生死存亡都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时期,北部和西部长期受外夷滋扰,政府既无法以军事力 量取胜,又要面对不断增多的农民起义,只能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质在于对外敌防守,对内强硬,以达到“强干弱枝”的效果。于是,全国超过 半数的精兵集中由中央政府控制,驻扎在京畿地区。史书记载:“太祖鉴前代之失,集精锐于京师”,这就需要大量军粮和物资保证京畿。这一政策,无形中改变了 宋代以前北方经济超越南方的状况,人为地将中国经济中心南移。
    后来,北宋在前朝的基础上,又大规模建设了惠民河,将闵水和蔡河 贯通起来,在兴建方城运河失败后,转而修建将商水引入蔡河的运河,之后又陆续修建了广济河、金水河和淮南运河。这样一来,以京畿为中心的运河内网构建完 毕,战略上调整了南北经济布局,农业上灌溉了土地,经济上建立起了超越前代的漕运队,这一切都造就了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顶峰的辉煌。
    自古运河都是“高官”管理
    我 国历朝历代都对运河修建和管理非常重视,最早在西汉时期就专门设立了“护漕都尉”。这个官职被以“都尉”命名说明两点:一是地位较高,大致相近九品中正制 中的二品;二是这个职务属于军管范畴。这都说明了汉代对运河保卫和修缮的重视。汉代还将沿途的县令(约为七品)兼任管理辖内运河的主管,这无疑赋予了运河 主管可以统筹协调辖内各个部门的权力。
    到了宋元以后,政府专门设立了工部和都水监,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并由政府统一拨款。这都源于唐代在工部下面单独设置的机构——水部,水部作为一个二级职能部门负责漕运建设和维护工作,向工部报告工作情况,由政府统一管理。
    在 明代的时候,政府又单独为漕运设立了头衔为“总兵”的专门官职,这样一来,管理河道和运河的地方官员变成了从一品大员,甚至可以和地方总督平起平坐,运河 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清代又将运河管理者的地位提高一级,成为“漕运总督”,虽然表面是正二品,但是这些官大多身兼“尚书”,也就是“名誉尚书”,漕 运总督实际官职就是从一品,当然可以和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封疆大吏平起平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