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古村落加速消失；伴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日常生活的审美语境也逐渐改变。曲折悠扬的丝竹管弦、隆重热闹的嫁娶仪式、针线翻飞的能工巧匠如何在崭新的城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苏州市作为中国最具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过去30年来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之一。2012年，苏州市总人口超过1300万，其中外来人口共700万，已经超过本地人口。这样的变化对于苏州各种曲艺的保护，以及曲艺所依托的吴语方言的传承，带来很大的压力。

　　“这两年我们去苏州首先不是讨论苏州曲艺、苏州评弹，而是讨论苏州学生会不会讲苏州话。”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说。他认为我国之所以拥有不同的戏曲品种和样式，主要一个原因是有各地方言，以及在方言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不同唱腔、声腔。没有方言就没有戏曲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但现在很多地方的方言正在城镇化进程中被有意无意地稀释、挤压乃至替代和淘汰，非遗保护面临的压力和困境更大。

　　除了在生活方式变迁中被挤压和替代外，非遗的生存空间也往往被很多城镇的规划者所忽略。以北京为例，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邱春林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北京最重要的手工艺生产区域在东城、西城，而现在，传统的手工艺作坊越搬越远，有的在通州，有的在顺义，有的甚至搬到了河北。

　　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城镇化进程中，非遗保护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维护非遗所承续和发展的文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到，要根据不同城市的自然历史文化的禀赋，体现差异性，倡导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要注重在旧城改造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注重在新城新区建设中注入传统文化元素，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特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建设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城市。

　　对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认为：“现在有些非遗保护理念过于碎片化或解构式，在农村搞传习和传承需要有传习场地，在城市社区更需要一定的展示场地，我们要尽量为非遗创造适宜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各部门可以结合旧城改造、新区建设，进行非遗保护空间的规划，这是落实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措施。”

　　邱春林也认为非遗保护要创造性地用好非遗资源，再造有文化特色的城镇。以四川绵竹的年画村为例，年画村不仅环境优美，其中的建筑都依照传统风格而建，建筑上的彩绘也都是绵竹年画的风格。“那里的居住环境美，工作环境美，连商业环境都很美，这样的非遗保护对小城镇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非遗保护也能富民，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应加强非遗保护，合理规划城镇化规模。”邱春林说。

　　非遗及衍生品除创造价值外，还可带动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单纯把遗产保护独立出来，可能会很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非遗保护和文化旅游以及文化产业的融合，是保证城镇化进程中非遗保护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武汉大学教授傅才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