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大业”，并且营建东都、修造长城、凿通太行驰道，一番大有作为的景象。隋炀帝开通济渠 和邗沟，“御龙舟，幸江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隋书》卷三）。并且还有记载，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 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虽然隋炀帝最后没有东巡会稽，但扬州是去了的，而且三次到扬州。一般 而言，学者们都认为隋炀帝是去扬州游玩，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中也说隋炀帝荒淫无度、劳民伤财。也有学者已经认为隋炀帝并不是完全为了游玩，也是为了稳定江南 的局势，并且提到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是有政治上的考虑的。但这些观点仍然没有特别重视江南因素对于大运河贯通的重要性。

　　江南士族的历史传统 士族门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一般而言，士族门阀制度发轫于汉魏之际，经过西晋的发展，到了东晋时北方士族南下并到达鼎盛，有“王与马共天 下”之势，到了南朝则开始衰弱，最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正是“五胡乱华”导致北方大族南迁，使得江左世家大族出现，如东晋谢氏、王氏 就是显著的代表。虽然在《魏书》中有记载：“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 （《魏书》卷8）但到了隋朝建立，并灭了陈统一天下后，江左士族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这是与江南士族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 论稿》的开篇就提到：“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岀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而“梁、陈”的这一 传统就是江左传统。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指出：“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 循谨，维持此门户不衰。”可见一个士族内部的文化与家族传统是维系家族昌盛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从《隋书·经籍志》中便可发现南朝经士与士族家门的巨大联 系。同样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有隋一代，在书法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江左的智永，这位王羲之的后代。

　　虽然经过历史的巨大变革，但凭借着文化精神的支撑，江左士族一直维系了下来，并且为之后江南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有些高门世族，如萧氏、陆 氏、张氏、顾氏，六朝以来，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至唐代，仍然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通 过科举入仕，从而使门第始终不败，有的甚至“八叶宰相，明德相望，与唐盛衰”。而到了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局十九” （《全唐文》卷五五五）。江南士族对全国经济的影响逐渐上升。

　　隋唐一统之前天下混乱的局面，是之前多个地方传统的集合，而这其中梁、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地理角度来说，也就是江左传统，这便是我们俗称的江南士族。隋唐江左势力很大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与之前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